這種安排本身沒有問題，特別是隨著刑事訴訟法的不斷完善，對辯護方各項權利的保護逐步加強，訴訟各方都有了“用武之地”。當然，畢竟這是應該的，實際情況往往要復雜得多。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在很多案件中，辯護律師由于種種原因仍然難以實現有效辯護，這對于解開謎團、保障被告人人權顯然是不利的。寶安律師事務所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問題。

　　1、加強專門機構之間的相互制衡

　　要做好刑事司法，單靠法院是行不通的。公、檢、法機關必須在依法履行職責的基礎上加強相互配合，有利于形成合力，發揮制度優勢，提高刑事司法整體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加強相互制約，因為“分工”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更好的協調，而是為了更有效的相互制約，否則就沒有分工的必要。目前，一些專門機構在處理具體案件時過分強調合作而忽視制約是不夠的。加強制約可以更有效地規范司法證明和程序運行的各個環節，有利于規范公權力的依法行使和私權的有效保護。司法實踐中很多問題的出現，比如冤假錯案暴露出來的問題，都與專門機構的無原則配合和制約不力有關，導致錯誤沒有得到及時發現和有效防范。

　　2、在控、辯平等發展基礎上進行充分利用調動辯方積極性

　　在任何現代刑事訴訟模式下，控、辯、審三方都不可缺少，否則就無法形成一個完整意義的訴訟結構。1996年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法歷經兩次大的修改，在訴訟結構上基本形成了法官主導下的訴、辯對抗機制。從理論上講，在法庭上，訴、辯雙方處于完全平等地位，而訴、辯的平等對抗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但在實踐中，這種理想局面還遠未形成。

　　筆者認為，應當正確看待和履行控方的客觀性義務。造成控、辯雙方不平等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可能就是公訴人的控訴和法律監督雙重身份，并造成雙重職能的交叉、混合行使。這種權力結構，是我國檢察制度的特色之一，其優越性自不待言。

　　但在犯罪指控過程中，公訴機關應當正確區分兩種身份和兩種職能：公訴人作為控方主要是以“一造當事人”的身份參與和進行刑事訴訟的，其法律監督者的身份不應影響到控、辯雙方的平等，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訴訟。因此，在我國刑事訴訟結構中職權主義色彩還占據一定分量的現實條件下，強調檢察機關的客觀性義務確有必要，關鍵是要合理地進行制度設計并切實加以落實，使失衡的控、辯關系趨于平等。

　　應當充分尊重和保護辯方的辯護權。在程序設計上，法庭調查和辯論，一般都是圍繞指控的事實來展開，加上庭前的閱卷過程，這在客觀上容易使法庭主持者先入為主，比較重視控方的證據和理由，而輕視辯方的證據和理由，從而弱化了辯方辯護權的積極行使。

　　更有甚者，當辯護律師收集的證據與專門機關收集的證據不一致時，法庭有時不認真進行調查核實，有的甚至簡單地認為律師是在“引誘證人作偽證”，有的律師會見被告人或證人后，會見對象一旦翻供或改變證言，律師就可能會被懷疑“作了手腳”。

　　要破解這些難題，根本之點就是要正確認識設立刑事辯護制度的意義和作用，充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權利，讓攻防雙方機會均等，讓訴、辯對抗成為現實。從制度設計初衷來說，“律師不是政府機關的傀儡，不是程序正當化的幫襯，他為提供被告實質、真正的保護而存在。”

　　在刑事訴訟中，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就應當保障辯護律師的法定權利，通過增強辯方的實力，減弱與控方力量對比的懸殊程度，力求達到實質上的控、辯平等。

　　寶安律師事務所想說的是，充分運用好權力制衡措施。“辯護人作為平等的控、辯雙方的一方，對公訴人也應有一定的制衡。即在公訴人濫用監督權，力圖借助監督者的身份行使控訴職能時，應請求審判人員保護其訴訟權利。”在出現這種情形時，法官不僅應當依申請，而且應當積極行使主持庭審的職權，對訴訟活動的正常運行進行必要的指揮和引導，對控、辯雙方的行為予以必要的規范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