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政府和市場的博弈關系看，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完全自由市場經濟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的發展遵循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完全自由支配的作用，而較小的市場規模也使得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深圳非法集資律師來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相反，政府則充當著“守夜人”的角色，沒有參與到市場管理的必要。這一階段可稱之為“強市場——弱政府”階段。二是20世紀30—70年代的“政府強力介入階段”。隨著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壟斷資本主義逐步代替了自由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市場的缺陷暴露無遺。因此，強調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理論開始崛起，凱恩斯倡導的不是“過去那種自由放任主義、自由貿易主義的政策，而是通過投資的社會化和改善利益分配，建立起一個為了全社會的公正及安全，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實力統一指揮的制度”。

　　至此，原有的政府市場關系格局被打破，“政府被賦予行政與經濟的雙重權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幾乎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各個領域，政府全能主義一時甚囂塵上”。這一階段，可稱之為“強政府——弱市場”階段。三是20世紀70年代至今的“限制政府權力階段”。

　　政府的強力干預雖然使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度過了經濟危機并取得了一段較快的經濟發展期，但在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沖擊下，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滯漲階段”。“政府失靈”的現狀，加之受新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影響，人們重新認識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核心作用的重要性。

　　因此，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歷了一輪新的博弈過程，隨后“政府發揮宏觀指導作用，市場在微觀領域對資源進行分配”的理念基本確立。可以說，當今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強政府——強市場”的新階段。這樣一種新型的政府市場關系模式，是歷經了政府、市場相互博弈的結果，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選擇。

　　我國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實際情況是，政府仍然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處于支配地位，“非法經營罪”、“逃匯罪”、“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等一大批旨在保護特定部門利益而設立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就是例證。

　　可以說，我國政府在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類似于西方國家20世紀30—70年代的政府運行模式，即“強政府——弱市場”的模式。不可否認，這種模式在我國特有的政治體制之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短期內快速提升經濟的功效。但隨著全球市場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我國也必須要遵循世界經濟發展的先進運行模式。從我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2007年一2012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14、16％、9、63％、9、11％、10、45％、9、24％、7、8％。

　　可見，在經歷了一段經濟發展的高速期后，我國也進入了經濟改革的轉折期。是繼續強化中央集權還是適當放權，是改革中必須要做出的選擇。從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規律看，我國應當選擇由當前的“強政府——弱市場”過渡到“強政府——強市場”的運行模式。從近年來政府機構的改革方向來看，我國基本也遵循著這樣一條思路，如國務院截止2012年9月已經發布了六批關于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通知，2013年5月15日再次發布了《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涉及審批事項117項。

　　具體到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從西方主要國家的現有立法來看，德國、意大利、日本、法國等國家的刑法典中，都沒有非法集資入罪的規定。政府在金融領域的自我克制及自身角色的轉變，是值得我國當前政府加以借鑒的。

　　對于實踐中，利用集資款進行“金融投機”的惡意集資行為，因對金融秩序的危害較大，應用刑罰進行打擊；但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為了經營性融資而面向社會公眾的集資行為，則應給予更大的自主性，由市場的運作規律加以自我調節。

　　作為平等的市場主體，行為人有權利向公眾募集資金，而公眾也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資金流向，同時自行承擔投資行為的盈虧。在這過程中，政府為確保“金融秩序”安全，一律用刑法加以嚴厲打擊，實為一種“因噎廢食”的“懶政”行為。

　　相反，深圳非法集資律師認為，政府部門應當對該類行為進行適當引導，并建立起“市場準入”和“信息公開”等制度，即在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中，政府應主動核實集資人的財產、經營狀況，同時及時將該信息告知公眾。這種執政方式的轉變，反而能消除當前的不合理現象，使政府處于更加公正、中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