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尤其是某些集資人將“高息攬儲”的集資款用于“炒房”、“炒股”、“高利放貸”等純粹的金融投機行為，同時又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應當作為犯罪處理。因此，本文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贊同“限制適用論”的觀點。深圳非法集資律師來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但持“限制適用論”的學者通常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罪名本身進行研究，并沒能探討該罪適用方式的深層次原因。本文認為，之所以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適用加以限制，其根源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直接原因在于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要求。所謂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是指在其他法律規范都不能有效調整的前提下，才能考慮動用刑法。因此“把這種關系的性質稱為刑法的第二性質或者補充性質”。刑法的謙抑性源于刑事制裁措施的極其嚴厲性。

　　因此，遵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就必然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刑法的適用效果”兩個方面。所謂“刑法不強人所難”，當一個人的行為雖然造成了嚴重的客觀危害后果，但其主觀惡性較低時，是否適用刑罰懲罰就應保持慎重。

　　同時刑法不是一種良好的道德教化工具，“在與犯罪作斗爭中，刑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對刑罰的效能必須批判性地進行評估”。當用刑法加以制裁后，仍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時，刑法就應當謙抑，所謂“刑法不理會二三事”正是此意。

　　具體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運用上，以下兩個因素是必須要考慮的：一者，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可行途徑。從應然層面看，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可以從金融機構進行貸款，國家也為此出臺了多項措施進行大力扶持。但實際現狀是：由于金融機構門檻高、服務不到位，對中小企業運作風險的擔憂等，中小企業很難獲得及時、有效的貸款。

　　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約80％的資金需求源于自我積累和民間融資，缺乏貸款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通過吸收公眾存款的方法來進行融資實多有“難言之隱”。由此可見，現實中多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不大。二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打擊效果。

　　我國近年來加大了對非法集資的懲處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打擊非法集資的法律文件，“吳英集資詐騙案”、“曾成杰集資詐騙案”的判處更是表明了國家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從嚴打擊態度。盡管如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卻屢禁不止。

　　據統計“近幾年，全國公安機關年均立案非法集資案件2300多起，案件一般占同期經濟犯罪案件總數的5％以下，但涉案金額占同期經濟犯罪案件10％以上，最高達16％”。這實際上就反映了我國當下對民間融資具有強烈的需求，通過刑法的高壓手段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與其堵不如疏，加大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借貸扶持，拓展并規范現有的融資方式，比之單純的刑事制裁會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從上述兩點可知，許多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與我國當下的社會國情有關，將該類行為認定為犯罪應保持足夠的謹慎，此為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內在要求。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經濟調控中的應然角色轉變。

　　政府和市場處于何種關系，是經濟發展中必須要妥善解決的問題。就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即“強市場——弱政府、強市場——強政府、弱市場——強政府、弱市場——弱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起，主要的西方國家都進行了行政改革，包括“美國的‘重塑政府’改革、英國和新西蘭的‘執行局化’改革、日本被列為六大改革之首的‘橋本行事’”。

　　深圳非法集資律師發現，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重新確立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定位，而這種定位又受制于政府與市場博弈過程的影響。對于中國政府而言，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也為我國當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