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存在于“犯罪”之前的資格主體和存在于“犯罪”之后的身份主體都不能被納入犯罪構成的要件。上述這些觀點從一定時間角度反映出對行為數據主體的身份判定與對犯罪行為的確定密不可分的思維創新路徑。深圳知名刑事律師就來為您講解一下。

　　刑法中受賄罪規定所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責的不可賄賂性質，也可以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責的行為和不可交換的財產。判斷行為是否侵犯了合法利益，關鍵是看行為人要求或收取的財產是否與其官方行為存在“對價關系”。

　　刑法之所以對賄賂犯罪進行規制，是為了遏制公權力的濫用，確保公權力的廉潔運行。國家懲治受賄罪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行為人實施的權錢交易行為偏離了為公共利益實施的公務行為的目的，并不取決于行為人的身份。因此，在受賄罪的主體——國家工作人員的界定上，應以行為人是否“從事公務”為出發點。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從 "身份 "到 "契約 "的過程。它的首要特征是確立契約為法律的核心。行為人能夠成為受賄罪的主體，不是因為他具有相應的身份，而是因為他在行使相關的公務。從事公務本質上是一種契約活動。因為一個公民從事公務，行使公權力，必須基于國家和事業單位的授權。

　　當國家和事業單位將公共權力授予公民，并授權公民以國家和事業單位的名義執行公務時，公民有義務誠實地執行公務(劉，魏長東，2008: 79)。在判斷犯罪主體時，應實現從注重主體的 "身份 "到注重 "行為 "的轉變。描述 "犯罪主體 "身份的相關語言和文字，只有與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和行為性質密切相關時，才能成為具體的、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意義上的 "身份 "概念。

　　由此我們可見，“公務論”所倡導的，以行為人自己是否“從事公務”為出發點，來確定行為人的主體進行身份歸屬，而不是以行為人之間是否需要具有中國所謂的“身份”為基點來分析判斷行為人是否屬“從事公務”的思維能力路徑，契合了現代我國刑法基本理論研究探索和發展的趨勢。

　　法律社會學是由法律和社會學相結合而發展起來的一門跨學科的學科。當代中國正處于一個變革時期，社會生活和社會生活法律制度的規范都處于變革的過程之中。刑法規則作為社會生活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應與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相協調。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刑法理論和實踐應重視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許多外部關系的觀點是一致的。

　　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界定受賄罪主體的 "身份論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計劃經濟時代泛政治化的產物。在計劃經濟時期，政企不分，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都有所謂的“干部身份”。單位內部產權單一，幾乎沒有非國有產權成分。行為人履行單位職責的行為可以視為公權力的行使。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體制進行改革的深入研究展開，國有中小企業管理大都進行了公司制改造。公司通過股份來源逐步實現多元化，股權投資主體也日趨復雜化，公司法人治理體系結構設計逐步建立。改制后的公司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領導和監督運作。

　　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既會有國有銀行資產的代表，也會有非國有財產的代理人；他們自己職務的取得既有任命、指派，也有影響公司財務內部選舉、提拔產生。在這種文化身份“來源”多元、標準界定模糊不清的情況下，適用“身份論”難以得到準確分析確定受賄罪的主體作用范圍。

　　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管理創新的需要行政機關和其他國家機關正在探索新的人事管理制度。例如，最高法院對一些辦事員采用了合同制。其他一些國家機關和國有事業單位也采取人事派遣等用人方式，突破人員設置的限制，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深圳知名刑事律師提醒大家，在這一新的員額配置機制下工作的有關人員行使國家權力的方式與在原有機制下工作的人員沒有實質性區別。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和規范。在“同一性理論”的基礎上，很難確定上述人員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因此，“公共服務理論”是符合我國政治經濟發展實際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