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國家和地區，刑法中雖然沒有挪用公款罪名，但不可能放縱這種行為不管，而是一般作為侵占罪或者背信罪處理。例如，日本理論與判例的主流觀點認為，某村的出納以自己的名義，將自己所保管的公款借給他人的，就構成業務侵占罪。深圳龍崗律師就來帶您了解具體情況。

　　我國臺灣地區理論與判例也認為，農會出納員挪用信用部的存款成立業務侵占罪。由于我國大陸刑法理論通說認為，挪用犯罪與侵占犯罪的區別在于是否具有永久性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因而將挪用公款理解為一種背信犯罪可能更為妥當。

　　挪用公款行為的背信性在于，作為公款的控制支配人，本應為了本單位的利益恪盡職守，為公款的所有權人忠實地履行職責、盡到善良管理人義務，卻為了一己之私利，將公款非法置于自己的控制支配下，損害單位對于公款的占有、使用及收益。

　　域外刑法規定背信罪成立的條件是，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出于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利益，或者損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違背其任務的行為，從而給委托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害。挪用公款作為一種背信行為，其不是為單位打算，而是為自己打算，不是為單位謀取利益，而是為自己謀取利益，不是以善良管理者支配、利用公款，而是損公肥私。

　　誠如學者所言，“作為挪用資金罪的核心構成要件，挪用是指行為人轉移對資金的實際占有關系并按照個人意志發揮資金功效的行為。”故而，判斷是否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關鍵是看挪用行為是否體現了單位意志（意思），行為人是否為單位打算，是否盡到善良管理者義務。

　　而是否謀取個人利益，是在職權范圍內還是超越職權范圍作出決定，公款利用行為是否違反公司章程或國家的法律法規規定（如用公款行賄），均只是判斷的資料或參考，而非起決定性的因素。例如，單位負責人自己決定將公款借給自己的親戚使用，但按照單位之間的資金拆借慣例收取了合理利息，即便個人還私自收取好處費，也難以認定為挪用公款罪。又如，為了上級官員以后能關照本公司，公司負責人個人決定將公款挪給上級官員使用，即便成立行賄犯罪，也不宜評價為挪用公款罪。

　　此外，由于單位是擬制的人格主體，所謂單位的意思通常體現為單位負責人的意思。因而，“在認定單位主觀意思時，原則上，必須依據單位屬于擬制人格主體的基本原理，將作為單位代表機構即單位領導的自然人的意思視為單位本身的意思。

　　但是，在單位領導的意思完全背離單位的宗旨和目的，違反單位的相關制度等時，則不能將其看作為單位自身的意思，則只能看作為單位領導自然人的意思。”

　　深圳龍崗律師認為，換言之，“在認定單位主觀意思時，不能僅只考慮單位領導的個人意思，還必須考察單位自身的結構、政策、措施、習慣等。”司法實踐中，在判斷單位負責人的決定是否體現單位的意思時，往往強調必須是全體領導成員一致決定，而顯得過于機械、形式化。